四、典型案例

【案例1】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和解第一案，探索群体性纠纷调解新路径

【基本案情】

泽达易盛（天****公司（SH688555，****公司）因在证券发行文件中隐瞒重要事实、编造重大虚假内容，在已经披露的年度报告中存在虚假记载、重大遗漏，于2023年4月****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一并被处罚****公司时任董监高共4人。

2023年4月28日，12名投****公司及相****公司、****事务所、****事务所，****公司及相关责任人连带赔偿投资者差额损失、佣金及印花税损失。2023年7月21日，****服务中心****公司****中心）申请、法院同意后，投服中心作为7196名适格投资者的代表人参加诉讼，全体原告投资者损失金额总额为2.8亿余元。

【审理及调解过程】

****法院受理。****法院以副院长为审判长，三位业务庭庭长及一位审判员共同组成了五人合议庭。

考虑到涉案事实认定相对清晰，被告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符合当事人预期，上市公司实控人、高管、中介机构及直接责任人员有一定偿付能力，且均有积极赔付意愿。合议庭决定组织各方开展调解，并委托中国证券投资者****公司核定了相关损失数额，****公司相关责任人各自过错程度及应当承担的责任，形成了合法合规的赔付方案。同时，由合议庭组织各方召开异议听证会，最终确定有1名投资者退出，达成调解的投资者为7195名。

2023年12月26日，****法院向7195名投资者送达民事调解书，明确各责任主体将按照第三方损失核定的赔偿金额全额赔付。本案中，实际参与调解的投资者占全体适格原告投资者的比例高达99.6%。其中，单个投资者最高获赔500万余元，人均获赔3.89万元。

【纠纷观察】

《中华人民**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增设第95条所规定代表人诉讼制度曾被认为是2019年修法最激进的条款。 ****中心****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并直接管理的证券金融类公益机构，其推动中国首例特别代表人诉讼——康美药业案后，已标志特别代表人诉讼机制常态化开展。

在该背景下，本案成为中国首例通过调解结案的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案件，落实了《****法院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5号，以下简称《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司法解释》）第3条的规定，检验和印证了调解机制妥善解决该类案件的功效。

一方面，本案自2023年4月由投资人首次起诉，到2023年7****中心作为特别代表人起诉，再到2023年12月达成调解并进入履行程序，历时仅8个月。调解的运用极大地节约了纠纷解决的时间成本。另一方面，调解中引入第三方损失鉴定避免了正常审理时对赔偿基准日确定、损失与违法行为因果关系、市场系统性风险剔除等重要事项的拉锯。虽然这些问题的裁判尺度需更多的判决凝聚共识，但就个案而言，专业且具有公信力的处理能协助当事人对基本事实迅速达成共识。这极大地降低了投资者维权成本，也提升了资本市场法治化水平，****公司和投资者注入信心。

更重要的是，****法院抽调骨干组成五人合议庭，首次实践和检验了《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司法解释》第18条至第21条有关投资人对调解协议草案磋商的调解程序。本案为群体性案件中如何促成调解意愿、如何保障各方公平合理决策贡献了实践经验——包括有序地组织异议听证会，组织被告对调解协议草案进行解释，完成最终调解协议的合法性、适当性和可行性审查等。本案实践对后续群体性商事调解具有重大借鉴意义。

【案例2】共商共建共享共解纷，调解保障“一带一路”机制行稳致远

【基本案情】

2022年9月26日，****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买方****公司（以下简称哈萨克斯坦卖方）签订了货物买卖合同，适用FCA贸易术语。签约后，中国买方依约向哈萨克斯坦卖方支付了预付款。履行过程中，中国买方与哈萨克斯坦卖方针对货物的交付等一系列事宜沟通不畅。最终，哈萨克斯坦卖方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交货义务，双方就退还预付款事宜产生争议。由于争议解决条款约定争议应当提交哈萨克斯坦****机关审理，故哈萨克斯坦卖方怠于解决争议。其认为中国买方无法承担诉讼成本高、周期长的后果，无法有效追究其责任。

【调解过程】

2022年11月16日，多次沟通无果后，中国买方向一带****中心（以下简称BRI调解中心）提出调解申请，请求就退还合同预付款等事项进行调解。BRI调解中心收到调解申请后，由调解秘书初步审核了当事人之间提交的相关材料。调解秘书还了解到在前期沟通中，中国买方要求哈萨克斯坦卖方于2022年12月9日前先行退还一笔货款，但哈萨克斯坦卖方仅承诺退还货款，未对退款日期予以明确。

通常情况下，在双方未正式同意调解时，BRI调解中心的调解秘书会及时与各方当事人建立沟通和联系，并促成各方调解意愿。但是，本案中，考虑到不管是从法律适用、理解合同规定还是语言表达等方面都有一定难度，BRI调解中心从其调解员**机制中联系哈萨克斯坦籍调解员Sergei Vataev，委托其直接联系哈萨克斯坦卖方，并促成其同意参与由该调解员组织的调解程序。

正式进入调解程序后，中国买方提出调解协议草案。调解员积极地沟通并组织哈萨克斯坦卖方在退还款项金额、履行期限等事项上评估和权衡，促使哈萨克斯坦卖方积极回应中国买方。最终，双方直接沟通、自行协调达成调解协议。经BRI调解中心协助，调解协议以电子方式签署。哈萨克斯坦卖方退还了中国买方全部预付款（扣除汇率损失后）。

根据BRI调解中心收费标准，哈萨克斯坦籍调解员依据其工作时间计取了市场化、国际化标准的调解员报酬。

【纠纷观察】

BRI****人民法院****办公室确定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项目子课题单位。该中心不仅制定了相对成熟的《调解规则》，还与多个“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商事与法律机构建立了**关系。

本案实体争议并不复杂，但在国际贸易背景下，其争议解决成本和不确定性风险显著提升。仲裁和诉讼的风险来源于不同国家诉讼制度和法律传统的差异，也极易导致两国商事主体之间从此丧失**的可能。正如****委员会指出，调解是一种**解决国际商业关系中产生的争议的机制，调解的运用有助于发展和谐的国际经济关系。 本案调解员的沟通促成哈萨克斯坦卖方积极转变了争议解决的态度，从怠于沟通到积极协商和履行，当事人之间的商业**氛围得到根本改善。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调解组织的实践中，一般会设置调解秘书和调解员**的工作机制。当事人之间调解意愿的促成往往是调解组织的工作范畴。在一些市场化调解制度相对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调解员对自己服务的“营销”是其工作的一部分，促成调解意愿是调解员取得当事人信任的过程。透过本案可以看到，专业的调解员更早介入调解工作有相当的益处，一方面有利于其尽快获取当事人的信任，另一方面可以更有效地促成当事人正视争议并积极处理。

2023年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逾2240亿元、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逾16000亿元，保持了持续增长态势。 考虑到与“一带一路”国家进行跨境诉讼或国际仲裁的现实难度，调解将会是解决“一带一路”商事争议的最佳选择。本案调解的成功，尤其是BRI调解中心吸纳并委托哈萨克斯坦籍调解员的实践，既展现了中国争议解决行业包容、开放的姿态，也加深了两国实务界之间对彼此法律传统、法律理念的理解。相关主体互相理解、互相**、共谋发展是“一带一路”机制下实现共商、共建、共享的重要前提，****一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理念提供了一个有益注脚。

【案例3】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工作大有可为

【基本案情】

****公司（以下简称VIVO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生产和销售各类电话机、手机、手机配件、饰品等，于2012年9月21日就“VIVO”注册了第9××××08号图片，其作为该商标专用权人。根据《第19××××68号“VIVO”商标不予注册的决定》，第9××××08号图片注册商标已在我国相关公众中具有较高知名度，在“手提电话”商品上为驰名商标。 近5年来，通过裁判文书网查询，由VIVO公司作为原告，涉及9××××08号商标的侵害商标权纠纷的民事判决书为80件。 同时，以VIVO公司作为原告，涉及其他商标的侵害商标权纠纷的民事判决书为742件。 该些案件遍及**。

2023年9月1日，司法部发布《人民调解工作指导案例》，其中涉及2022年1月底，VIVO公司作为原告****维修中心、****经营部、****服务部、**县某通信业务代办点、**县某通信店、****中心等六家手机销售和维修商户。VIVO公司主张前述六家商户在经营活动中有销售假冒VIVO注册商标的手机充电器、数据线等手机配件的行为，诉请法院判处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

被告方答辩认为其日常经营活动中只有极少量原告指称的销售行为，且作为零售商无法分清VIVO公司的真品与假货、自身也非生产假货的厂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即使侵权，被告方所得收益较低，无力承担高额赔偿。

【审理及调解过程】

本案由江****开发区法院处理，并在立案阶段依据相关规定将案件移送至**市知识****委员会调解。

调解员查阅了类案裁判文书并梳理了有关赔偿金额的计算标准和计算方法。同时，调解员与双方当事人进行逐一沟通，了解当事人对本案的想法和诉求，增强各方调解意愿。在调解过程中，调解员出示类案裁判文书，协助双方当事人了解侵权行为的认定标准、赔偿标准，并针对被告方疑惑的法律问题进行了解释；以降低诉讼时间成本等考量，说服VIVO公司代理人建立合理赔偿预期、谅解被告。最终，调解员组织各方当事人就相对较低的赔偿额、立刻停止侵权行为、撤诉等相关事项达成一致意见。

【纠纷观察】

自从《中国制造2025》提出“三步走”的制造强国战略以来，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商标权保护关乎我国高端制造业蓬勃发展和中国品牌国际影响力的打造。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侵害商标权纠纷”自2015年之后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文书数量成倍增长的现象，也体现了相关商业主体不断增强的维权意识。

该类案件的难点之一在于赔偿数额的确定。在学理上，这个问题存在惩罚加害人正当性和让受害人获得高额赔偿正当性之间的权衡。 其个案中的审理和查明对当事人来说具有不小的举证难度；对裁判者来说，其行使自由裁量也有相当的压力。这类案件的裁判中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来源于对商标识别作用保护目的的不同理解。裁判者需要考虑的不仅是权衡私人利益，也同样需要权衡公共利益（消费者利益和市场秩序）。 两种利益的权衡因人而异、因案而异。

相较之下，个案的调解可以搭建灵活的沟通机制，仅就原被告双方的切身利益进行协商和安排。本案中，以VIVO公司经济实力而言，其起诉之目的未必在于最大化赔偿数额。尽量消除特定区域市场对品牌的混淆、维护和提升品牌的价值似更为重要。被告方被诉侵权行为以及从中获益的程度相当有限，裁判高额赔偿并非易事。本案最终通过**市知识****委员会调解解决，系人民调解工作与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工作的结合。调解过程既妥善地控制了纠纷解决的成本，调解结果也基本实现了当事人各自核心的利益诉求。

本案体现出专业性对于调解的重要意义。笔者认为，采取评估式调解方法要求调解员对特定实体问题、裁判尺度、裁判机构的认知优于当事人和一般的法律服务人员。这是其协助当事人建立合理成本、风险预期的关键。另外，调解员只有洞悉相关的商业模式和法务需求，才能准确定位个案中双方的核心利益，并从中促成共识。尽管本案是公益性质的人民调解，调解过程和结果亦体现了专业的价值。不同类别的调解加强交流、共同进步是当下我国调解事业专业化发展的要务。

【案例4】调解确认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被否，第三人撤销之诉检验调解合法性

【基本案情】

****公司****公司（以下简称承包方）与******公司［以下简称发包方（债务人）］因某厂房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款结算问题产生争议，承包方于2020年12月16****人民法院提出起诉，诉请发包方给付工程款、并请求确认其相应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经调解，双方达成（2020）鲁0687民初6070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了发包方应给付的工程款数额、支付方式，并确认承包方就案涉工程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银行****公司**区支行（以下简称抵押权人）与发包方（债****公司因多份金融贷款合同逾期还款问题产生争议，抵押权人于2018年、2019年向****人民法院、山****人民法院分别提出诉讼，诉请发包方（债务人）支付借款本金，并确认其对于双方之间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项下抵押物的优先受偿权。经审理，法院作出两份民事判决书，确认了抵押权人就相关抵押物的优先受偿权。其中，抵押物包括承包方参与建设施工的，发包方（债务人）的不动产、无证房产及其附属设施。

2020年，抵押权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号为（2020）鲁06执77号；2021年，承包****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号为（2021）鲁0687执77号。因前述执行程序涉及财产部分重叠，抵押权****人民法院——即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案的管辖、执行法院提出第三人撤销之诉。经审理，该法院作出（2021）鲁0687民撤2号民事判决书，撤销（2020）鲁0687民初6070号民事调解书中有关确认承包方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内容。

承包方不服第三人撤销之诉一审判决，上诉至****人民法院。经审理，该法院于2023年2月7日作出（2022）鲁06民终4933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争议焦点】

在抵押权人与承包方之间，因双方彼此执行程序均涉及发包方（债务人）同一财产，在第三人撤销之诉中涉及两个争议焦点。其一是在程序上，抵押权人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提出第三人撤销之诉）；其二是在实体上，承发包双方通过（2020）鲁0687民初6070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否有效，以及在第三人撤销之诉中对该调解程序和结果的审查是否必要以及如何进行。

【裁判观点】

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鉴于《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对诉讼主体资格、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提出条件均有明确规定，****法院的裁判意见。

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由于承发包双方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审中系调解结案，故第三****法院结合抵押权人的诉讼主张重新审查了案涉工程的竣工时间和质保期起止时间，并以质保金应返还的时间为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起点，认定“是否进行最终结算与应付款时间无关”、承包人主张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过期，故撤销了（2020）鲁0687民初6070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优先受偿权内容。

二审法院进一步审查了案涉工程的实际交付时间，认定发包方（债务人）此时“已能够实际控制并使用涉案建设工程”，承包方已可以“主张给付建设工程价款并行使优先受偿权”，并最终认定承包方于2020年起诉发包方（债务人）主张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时已超过法定时限，一审法院结果正确，应予维持。

【纠纷观察】

近年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变化折射了部分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债务困境。施工企业和开发企业债权人时常围绕唯一可执行财产标的——施工企业施工的建筑物进行零和博弈。调解自愿、高效的特点可以成为优先权救济的手段和措施。但是，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在法律性质上存在留置权、优先权、法定抵押权的理论争议， “自愿调解”是否可以作为确认优先权的方式在实践中也存在争议。因此，从实务情况看，确权性事项的处理在诉讼所涉调解中相对保守。

例如，最****银行****公司**支行诉张某、龙****公司等执行异议之诉的案件中认定，未经法院对相关事实实质性审查的确权民事调解书不能作为执行依据。 但是，该案中明确的事实是调解案件的审理并未对相关重要事实进行实质审查。

反观本案，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二审判决书记载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诉讼中，工程价款应付时间点这一核心问题曾经过开庭审理。而且，发包方在不同案件中表述的事实存在一定出入。在此情况下，以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程序重新确定工程价款优先权起算时间点是否合理值得商榷。尤其是，在没有证据证明承包方存在虚假诉讼或伪造证据的情况下，该认定方式是否会助长各方零和博弈中的不诚信行为难免令人担忧。

从调解的角度出发，一方面，无论是诉讼或仲裁中的调解程序，还是独立调解程序，在处理涉及权利确认或者权属认定的争议事项时都需要格外注意合法性的问题。针对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事项，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虽然否定调解书的确权效果，但仍系实体审查后的处理。这是否意味着，若在调解时通过恰当的方式对合法性问题进行了审理，就能维持调解书确权的效果这也是本案引申的问题之一。另一方面，对于独立的调解组织和调解员而言，其所组织的调解程序更为灵活，不受具体案件原被告双方主体范围的限制。透过本案，笔者认为在涉及优先权的处理时，独立调解程序或更有优势——其能更为全面地劝说利益相关主体共同参与调解程序，相应的调解结果也将具备更为扎实的纠纷解决效果并极大地降低各方当事人的讼累和成本负担。

【案例5】调仲结合协调管辖争议，尊重事实节约讼累

【基本案情】

北仲案例：****公司（以下简称分包****公司（以下简称B总包方）就俄罗斯某基建项目签订了《土建分包合同》。在施工过程中，受战争影响，分包方提前撤场，撤场时双方就已完工程量价完成盘点，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逐月签订了《月度结算书》，但未按合同约定流程完成竣工结算。分包方依据《土建分包合同》向北仲提出仲裁，请求B总包方依据末次《月度结算书》确定的月度累计结算金额向其支付欠付工程价款。B总包方则认为末次《月度结算书》并非约定的竣工结算，其不具备结算效力。同时，B总包方针对分包方在履行施工义务的过程中存在的质量瑕疵维修费用、俄罗斯业主罚款以及施工现场秩序维持等违约情形提出反请求，要求分包方退还已经超付的工程进度款。

深国仲案例：****公司（以下简称A总包方）****公司（以下简称开发商）就建筑面积近75000平方米的写字楼建设项目签订《施工总承包合同》。工程竣工后，因结算争议，A总包方于2022年5月向深国仲提出仲裁案件。经多轮和解沟通后，A总包方与开发商自行签订《结算协议》，确认结算金额近2.5亿元，同时约****公司作为担保方。随后，A总包方撤回了第一个仲裁案件。受市场环境影响，开发商未按《结算协议》准时付款，针对欠付款部分，双方签订《工程款抵房协议》，但开发商仅部分履行了义务。随后，A总包方再次基于《施工总承包合同》于2023年向深国仲提出仲裁案件，请求依据结算金额确定的工程价款并确认其优先受偿权。由于《结算协议》《工程款抵房协议》均无仲裁条款的约定，故开发商提出相应答辩意见。A总包方同步依据《结算协议》****法院向担保方提出了诉讼案件。

【审理及调解过程】

北仲案例：北仲受理分包方与B总包方的仲裁案件后，仲裁庭协助双方充分评估了事实查明及法律适用的难度和利弊，促使双方在工程价款的问题上达成妥协。最终在分包方放弃利息、B总包方在放弃部分违约金等请求的基础上，分包方按约80%的工程价款与B总包方达成一揽子的和解方案。仲裁庭经审查后据此出具了调解书。

深国仲案例：深国仲于2023年第二次受理A总包方与开发商的仲裁案件后，仲裁庭协助双方深入沟通，促使开发****公司加入本案，承担担保责任。A总包方、开发商以及担保方共同签订单独的《仲裁协议书》，A总包方根据深国仲《仲裁规则》第20条的规定申请追加担保方作为本案当事人，担保方基于本案进度出具《同意加入仲裁程序的情况声明》。最终经过仲裁庭对和解方案的合法性审查并出具调解书。各方确认A总包方债权仍然系基于《施工总承包合同》的工程价款，A总包方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开发商对仍能够履行的抵房内容继续履行，逾期仍以工程价款债权方式予以支付；担保方继续承担连带责任。

【纠纷观察】

上述两个调仲结合的案例均涉及常见的建设工程结算争议。在地产开发高速扩张时期，开发商为了追求资金周转效率，普遍存在资金腾挪的情况，这导致结算问题往往成为承发包双方在账期、利润、长期**之间的商业博弈。诉讼、仲裁等对抗式争议解决程序由于程序相对烦琐，在诸如管辖问题、回避问题、争点问题、保全问题、鉴定问题、执行问题等多个方面，都可以被当事人利用为其博弈手段。

但是，近年来房地产市场经济周期的调整和相关金融政策的变化彻底改变了施工方，尤其是总包方在这类博弈中的利益考量——开发商回款风险极易成为现实，且对分包方和供应商的垫资压力巨大。因此，总包方在与开发商的结算案件中进行调解有助于通过灵活的方式切实解决回款问题；在与分包方和供应商的结算案件中进行调解则有助于将成本控制在意思自治的范畴内，避免不专业的裁判或者事实模糊情况下的裁判导致成本失控。

北仲与深国仲作为中国领先的仲裁机构，均能够充分利用调解的自愿性和仲裁的灵活性针对个案争议解决需求“量体裁衣”。例如，在深国仲案例中，调仲结合的方式解决了多份协议之间管辖约定不同的问题，使调解结果的可执行性得到了相当的保障；其次，通过调解，也避免了以房抵债是否构成以及何时构成新债的法律判断风险，保留了当事人行使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回款手段。

在北仲案例中，调仲结合的方式避免了可能因为月度结算无法作为竣工结算判断依据的鉴定成本和裁判风险。事实上，如果总分包之间的项目管理和施工履约管理较为完善，结算类争议的诉讼或仲裁案件只是徒增双方争议解决成本。总包方即便通过诉讼或仲裁程序获得账期利益，也很有可能因为裁判的不确定性导致成本失控。尤其本案涉及海外建设工程的事实查明问题，如果当事人之间对项目建设成本有实质上的共识，通过调解确认结算能够将成本始终控制在自身可接受的范畴之内。

五、热点问题观察

（一）调解统一立法研究不断深入，大调解工作格局呼吁上位立法

如本文第三部分调研情况揭示，市场化的第三方调解服务是深化构建大调解工作格局所产生的切实需求。规范化、专业化不足仍是短板。从制度层面看，首要应对之策当属“顶层设计”的补位。就此，本年度多篇较有代表性的学术文献详细进行了论证。

学者赵毅宇认为，以《中华人民**国人民调解法》（以下简称《人民调解法》）为主的调解法律框架事实上已经与调解行业在中国的实践情况无法匹配。无论组织形式还是运作方式，被称为专业性行业性的人民调解实质上是商事调解形式寻求合法性地位的方式。 其进一步从商事调解立法的外生压力与内生动力进行分析， 并详细阐述了中国商事调解立法应关注的五个结合性——组织法与程序法、社会自治与司法利用、公益性与市场性、授权性与义务性、国内性与涉外性相结合。 **市发展改革委主任郭子平结合其工作经验，从2022年5月施行的《**经济特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这一地方性法规的立法成果出发介绍了可能有益于我国商事调解立法的架构和事项。 一些学者亦发文指出中国商事调解立法的缺位会影响各国当事人对中国商事调解制度的选择，长远来看不利于中国构建现代国际商事调解制度； 从效率和操作层面来看，单独立法是实现专门化规范商事调解最为便捷的方式之一； 加快与国际接轨的调解法律制度建设是营造我国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关键手段，也是我国向国际社会彰显法治软实力的重要表现。

除了上述学术探讨外，笔者还注意到，2023****政协评选的优秀提案——“关于推动制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促进法》的提案（02425号）”也适时提出了尽快启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促进法》立法工作的建议。该提案从加强法律制度相互衔接、凝聚诉源治理工作合力、巩固提升地方法治探索经验、回应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四个方面论证了调解统一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立法的必要性

笔者认为，就调解统一立法而言，将包括商事调解在内的各类调解活动纳入调解统一立法符合普遍的社情民意。虽然商事调解在2009年才首次出现在我国有关多元解纷体系的官方文件之中 ，但自清末民初以来，其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已经稳定存在，历经四个主要阶段的发展后早已融入中国商业社会的方方面面，并源源不断地为我国商事争议的解决注入和谐的力量。 即便我国商事调解的市场化、国际化发展还存在许多困难，即便案源、费用等“生存障碍”仍然存在，但是“许多法律、经贸领域的从业人员投身商事调解工作，对商事调解行业抱有极高的期待与热情，并对调解发展的前景表示乐观” 。实务界对调解事业的热情和期待也可以从本文所涉调研结果得到印证。

随着大调解工作格局的部署和推进，我国不同调解类别的樊篱正在消失——调解在泽达易盛案这一特别代表人诉讼中运用，人民调解在知识产权商事纠纷中作为，国际商事调解在“一带一路”纠纷中解忧，仲裁中调解在复杂建设工程争议中实质解纷。参与和组织调解主体的多样化是调解市场化的结果，但调解方式方法在不同类型的案件中都具备共通共同之处。现行《人民调解法》不仅在组织法层面难以适应多样化的调解机构形式，在程序法层面也难以促进调解行业对规范化和专业化的调解程序达成共识。

2.可行的组织与程序规则

在组织法层面，国际法渊源对调解的定义强调揭示了任何“第三方协助当事人解决争议，不包括将具有约束力的决定强加于当事人的权力”的程序均属于《调解示范法》对调解的定义范畴。 就我国不同类型的调解实践而言，其实施主体和称谓之异不改变其当事人合意型争议解决程序的本质。立法需要厘清各类调解实践中各类调解组织形式的关系。从立法层面回应各类调解组织的发展需要不仅符合我国调解实践，也符合将促使我国调解事业与国际接轨。

在程序法层面，《**省调解条例》第50条、第51条规定的“调解中的鉴定” “调解中的评估” 规则、《****国资委监管企业案件纠纷和解调解操作指引》第22条规定的“善意参与调解” 规则都是地方性法规**策对于调解程序指引的创新。适时地总结这些规则的施行效果并上升为立法，有助于提升调解行业整体的规范性和专业性。此外，《调解示范法》提供的范本代表了世界范围内普遍认可的调解实践。其中关于固定期限无回应可视为拒绝调解的规则 有助于避免调解对同一争议事项的平行争议解决程序造成不必要的拖延。我国立法引入该规则有助于解决本文调研中体现的，各类主体对当前调解实践的顾虑。

3.强化司法利用规则

从完善诉调衔接、推动诉源治理的司法利用角度，最高院已经出台多项司法解释及司法政策性文件。法院“引导告知”是委派、委托调解机制中促成当事人调解意愿的重要前提。实践中，随着政策风向、法官偏好以及其工作量和工作方式的变化，法官“引导告知”的力度并不确定。这不利于培养当事人对调解的认知，也不利于大调解工作格局的构建。

事实上，在诉调衔接领域推动前置或强制调解的改革不乏“他山之玉”——例如，英国2022年发布的《民事司法改革重点蓝图》中，明确在一定金额范围内的诉讼必经前置调解程序。有评论观点认为，这样的改革有助于民众更便捷地“获取正义”，避免昂贵的诉讼程序。 ****法院首次赋予调解在一定范围****政府****机关对非诉讼争议解决体系建设的重视，本就是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应有之义。

笔者认为，通过诉调衔接制度将当事人导向调解并不违背自愿性的原则。当事人被要求进入调解程序，但对调解程序的进行方式以及调解与否的结果仍然享有自由决定的权利。通过这样的方式，更多当事人才能够深入地了解调解的优势，并在未来的争议解决中更为明智地作出选择。

同样，检视美国《统一调解法案》出台的历史背景，早在20世纪70年代，“诉讼爆炸”导致美国法学界一度认为其社会正义已经出现了危机。 司法利用是美国争议解决行业的各方主体开始逐渐转向和推广调解的主要动因。在诉调衔接方面，即便面对前置或强制调解是否违宪的争议，****法院系统坚持认为其法庭根据情况有权强制要求当事人进行调解。 早在1989年，****法院在Heileman Brewing Co. v. Joseph Oat Corp.案中就指出，联邦法院的法庭依职权可以命令当事人参与审前和解会议的磋商。 在2002年，****法院进一步在In re Atlantic Pipe Corp.案中指出，即便当事人提出异议，联邦法院的法庭依职权仍可以要求民事案件中的当事人参加调解程序并支付调解费用。 这一系列对法律传统的突破最终成就了美国《统一调解法案》的形成，成就了美国调解事业的长足发展。笔者认为，当有限的诉讼**客观上无法应对“诉讼爆炸”时，在诉调衔接机制中推动前置或强制调解是不二之选。调解统一立法若能确立这样的制度既能够为我国调解事业的发展建立稳定的市场基础，也能够有效推进诉源治理的成效。

4.调解协议的可执行性规则

关于是否赋予调解结果强制执行力的问题，笔者认为《新加坡调解公约》代表了不同法律传统的国家和地区在理念上的最大公约数。调解统一立法应该积极靠近这一理念。当下，我国仍有较多观点认为当前批准《新加坡调解公约》的条件并不成熟——例如学者许志华 和赵勇 均认为，虽然我国批准《新加坡调解公约》兼备价值上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但短期内仍然存在诸如公约所涉“国际性”“商事争议”等概念与国内法存在差异和分歧、国内法律实践对赋予当事人合意型纠纷解决程序终局效力仍顾虑重重、当前中国涉外法治以及商事调解能力建设仍需假以时日等问题尚待解决。

虽有合理顾虑，但回想笔者亲历《新加坡调解公约》在联合国贸法会中后期的磋商过程，深感虽然调解协议可跨国执行的愿景对成员国代表有普遍的吸引力，但各国内国法与公约存在的待协调之处也时常在讨论中被提出。例如在联合国贸法会第二工作组第65届会议中，针对“国际性”“商事争议”概念讨论时，就曾有不同国家的代表基于国内法的规定提出不同的界定模式。经过折中，各国代表就界定“国际性”不同模式的利弊达成一致， 亦同意采取“除外方式”解决“商事争议”的范围划定问题。 在关键问题上各国国内法理念的折中贯穿《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磋商。 这本身就值得借鉴于推动我国调解统一立法的过程之中。

此外，关于赋予当事人合意型纠纷解决程序终局效力的顾虑并非没有应对之策。我国早在2011年就已经建立了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制度，实践经验颇丰。对于虚假调解等问题已有制度性的应对和救济方案，包括第三人撤销之诉、刑事追责等。如果在制度改革和创新中过于强调风险，过去十年间的民事诉讼案件数量将会增加数以百万件。因此，笔者认为当下考虑将调解协议的可执行性问题纳入调解统一立法，不仅有助于体系地总结我国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施行以来的经验得失，也有助于为我国是否批准《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讨论提供更好的判断依据。

综上，虽然有观点认为调解完全依赖各方当事人意愿即可，不当的立法规则将不适当地限制和损害调解过程。 但是，笔者认为，我国调解统一立法的必要性并非问题的本身，找到尊重调解规律且符合国情需要的科学立法才是发挥调解当代价值的关键——统筹各类调解组织形式、建立规范化和专业化的程序指引、延伸诉调衔接并落实诉源治理成效，推动我国成为《新加坡调解公约》理念的引领者而非跟随者，都是立法的目标。

（二****办公室正式设立，引发广泛关注

2023年2月16日，****政府的支持下，****办公室在**区正式成立，并就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国****政府间谈判。中国、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老挝、柬埔寨、塞尔维亚、白俄罗斯、苏丹、阿尔及利亚等国在2022年共同签署了《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联合声明》（以下简称《联合声明》），同意共同发起建立国际调解院，并争取使之成为世界上首个专门以调解方****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调解院立足打造的是更加开放包容、公平普惠的**解决各类争议的国际争端新平台，并作为国际社会现有常设争端解决机构的有益补充。

在国际商事争议解决领域，调解、仲裁、诉讼是三种最常见的争议解决方式。针对仲裁和诉讼，国际社会建立了多种常设性国际争端解决机构，包括依据1899年《海牙**解决国际争端公约》****法院、依据1920年《国际联盟盟约》****法院等。但是，在调解领域，全球法治公共产品的供给尚有不足。《联合声明》拟发起设立的国际调解院，是一种全球法治的“集合努力型”公共产品。 虽然目前国际调解院仍然在筹备建立的谈判之中，其受案范围究竟有多广最终取决于各方谈判结果，但目前供各方谈判考虑的范围除了国家间争议、国家与另一国国民的争议，也包括私人主体间的国际商事争议。

笔者认为，国际调解院是“理念相近”国家对更为公平合理解决国际争议平台的期待。与此相关的调解发展方向、调解模式的探讨和实践不仅值得关注，也将促进各国高层次开展各类调解的**。无论其最终受案范围是否包括商事争议，有关国际调解院的研究与实践都具有指导和引领中国商事调解发展的重要意义。

六、总结与展望

回顾2023年，可以说，“大调解工作格局”的改革随着多元解纷机制的发展正在走向纵深——调解的当代****中心的纠纷解决体系，“顶层设计”如何引领和规范大调解工作的高质量发展、如何更好地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多元解纷机制建设成为业界关切。

****学院院长蒋惠岭指出，尽管我国商事调解发展迅速，但实践中依然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商事调解的发展究竟需要怎样的法律指引和实践规范商事调解组织在组织架构、规则设计、人员构成、机制运行、宣传推广等方面如何完善调解员队伍能力建设应该如何提升这些问题都是关乎中国商事调解进一步市场化、国际化发展的重要问题。

过去一年，可以看到立法、行**司法都积极有为。一方面通过地方性立法**策文件的发布持续强调调解重要性；另一方面找准症结，在诸如调解规范化、专业化的问题，以及阻碍企业调解决策的内部治理问题等方面建章立制，为调解事业的长远发展积累改革经验。正因如此，还可以从众多案例中看到不同类别的调解有效地发挥妥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的作用。笔者认为，调解统一立法正逢其时，既是对过去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未来发展的指引。

调解统一立法同样也顺应我国涉外法治的发展需要。科学的、有前瞻性的国内法是展示我国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平台。相同的法治理念是吸引和扩大“朋友圈”的重要因素。正如联合国贸法会在拟定《调解示范法》时所表达的意图——虽然《调解示范法》限于国际商事争议，但颁布《调解示范法》的国家可考虑将其扩大到国内商事争议和一些非商事争议。 笔者认为，我国调解行业的百花齐放、百舸争流在国际上已引人注目，待未来深化构建大调解工作格局取得丰硕成果之际，我国的调解立法同样可以成为我国争议解决行业为国际社会贡献的**力量。

立足我国，地方性的立法**策支持促使我国调解事业百花齐放，规范化、专业化是调解事业下一阶段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新时代争议解决制度的改革应当由上位法的“顶层设计”予以引领和保障。笔者期待一部为所有社会调解力量搭建激励和惩戒框架、鼓励善意和实质调解参与、便于各类调解力量发挥作用的调解统一立法；期待通过这样的立法提升我国调解实践的规范性和专业性、增强调解队伍的争议解决能力、打造我国调解事业的公信力；期待我国多元解纷机制的立法体系中补上调解一环，弘扬和构建和谐自治社会文化、营造和保持高效**的营商环境。